朱源编译

Dina Sharipova and Serik Beissembayev,“Causes of Violent Extremism in Central Asia: The Case of Kazakhstan,”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February 2021, DOI:10.1080/1057610X.2021.1872163.

一、研究概述

事实证明，在诸多情况下，本土条件可能成为极端主义暴力的导火索和诱因。虽然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相对较少，规模有限，影响较小，但由于缺乏可靠的经验证据，对该地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分析一直较为困难。同时，学界已经对世界各地的暴力极端主义给予较为充分的关注与研究，但对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暴力极端主义的研究却乏善可陈。因此，研究中亚地区暴力极端主义案件，有效评估其威胁并采取预防措施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观察2011年和2016年发生在阿克托别（Aktobe）、阿拉木图（Almaty）和阿特劳（Atyrau）的针对执法机构的暴力袭击，聚焦于哈萨克斯坦暴力极端主义的产生原因。根据对被定罪为极端分子和在突袭中被警察击毙的极端分子亲属的采访，作者认为，犯罪青年亚文化（criminal youth subculture）、不满、圣战萨拉菲主义（Salafi-Jihadism）意识形态和互联网宣传促成了哈萨克斯坦的暴力极端主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哈萨克斯坦与欧洲的暴力极端分子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进而阐明了暴力极端分子在地区间的异同。

二、暴力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

对于暴力极端主义的成因，即是什么因果关系与因果机制推动人们参与暴力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既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既有文献只是总结了可能导致暴力极端主义出现的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其中，推动因素迫使人们诉诸暴力，包括相对剥夺感、实际和感知的不平等、社会排斥、遭受迫害和不公正等结构性根源。拉动因素则包括意识形态、同辈压力、归属感的实现、家庭和亲属关系等。最重要的拉动因素之一是青年在群体和个人层面对极端主义宣传的接受。此外，学者们也探索了与心理状态有关的个人因素。研究发现，经历过个人危机、孤独、疏离和自卑的人更容易接受激进化和暴力。

在中亚地区，学者们也探讨了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关注犯罪—恐怖主义的联系，特别是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作者并不否认国家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或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对于分析中亚恐怖主义和犯罪网络的重要性，但他们普遍认为，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哈萨克斯坦本土暴力极端主义行为和参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各种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2011和2016年哈萨克斯坦暴力恐怖主义袭击

2011年，哈萨克斯坦发生了多起针对执法机构的恐怖袭击和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些事件标志着哈萨克斯坦不再免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暴力的影响。此后，哈萨克斯坦相继爆发了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作者选取2011年和2016年在阿克托别、阿特罗和阿拉木图发生的暴力事件，来探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

表1 2011-2018年在哈萨克斯坦因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有关罪行而被定罪的人数

（一）2011年阿克托别与阿特劳事件

2011年，哈萨克斯坦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5月，阿克托别先后发生多起针对国家安全机构和警察的袭击事件。7月11日，16名据称是激进分子在试图越狱的过程中引爆自己，造成警察伤亡。10月31日，阿特劳又发生了两起爆炸，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里发战士”（Soldiers of Caliphate）声称对这两起爆炸事件负责。根据著名的恐怖主义专家卡林（E. Karin）的说法，2011-2012年的多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是对执法机构和警察镇压行为的回应。

（二）2016年阿克托别与阿拉木图事件

2016年6月5日，一群宣布参与圣战的年轻人袭击了位于阿克托别的两家枪支商店，打伤、打死店主并抢走枪支，随后用抢来的枪支袭击了国民警卫队的军事单位及警察哨所。随后，在警方抓捕行动中，极端分子虽被抓获，但也造成包括普通市民与警察在内的8人死亡以及约40人受伤。此后，哈萨克斯坦当局宣布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恐怖主义威胁为“黄色”级别。7月18日，26岁的鲁斯兰·库勒克巴耶夫（Ruslan Kulekbayev）在阿拉木图袭击了一个警察哨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分支机构，造成8名警察与2名普通民众死亡，哈萨克斯坦当局随即宣布将阿拉木图的恐怖主义威胁设置为“红色”级别。要了解针对执法机构的暴力的原因，需要考察在哈萨克斯坦社会的某些群体中业已流行的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

四、

五、哈萨克斯坦暴力极端主义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意识形态：非传统伊斯兰或圣战萨拉菲主义

意识形态是导致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能够将个人和集体的不满转化成更广泛的政治批评，同时其还可能为针对敌人的暴力行为辩护。萨拉菲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蔓延，萨拉菲主义不承认哈萨克斯坦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伊斯兰思想——苏菲主义，并主张与异教徒作斗争。哈萨克斯坦传统与非传统的伊斯兰思想之争，即苏菲主义与萨拉菲主义之争已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般而言，在国外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人支持萨拉菲主义，而本地人则更支持苏菲主义。

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也存在关于萨拉菲主义及其在助长暴力极端主义中作用的辩论。当今的萨拉菲派可再细分为三个派别：纯粹主义者或静默派；政治家或积极分子；“圣战分子（jihadists）”。其中，纯粹主义者并不参与政治生活，而主要关注伊斯兰法律、宗教文本与教育。政治家则活跃于慈善事业、社交网络及宗教教育事业。“圣战分子”则主张对“西方敌人”发动暴力斗争，甚至主张对（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及异教徒发动圣战。

问题在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当局并没有考虑到这三种不同派别之间的细微差别，经常将萨拉菲主义等同于激进的宗教意识形态。此举一方面导致当局利用萨拉菲主义压制宗教组织和反对派，另一方面也促使萨拉菲主义的追随者抱怨当局侵犯了他们的告解自由（freedom of confession）权利。这种对当局的不满不但会产生社会挫败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促使人们接受激进的萨拉菲派意识形态。但仍需注意的是，仅依靠萨拉菲主义并不足以使人们诉诸暴力。换言之，宗教因素本身并非招募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原因。当然，年轻、失业、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也并非充分的解释因素，要了解个人使用暴力的原因，重要的是要密切关注2011年和2016年实施袭击的肇事者的不满和经历。

（二）不满：贫穷、失业和社会排斥

个人不满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这种不满包含多个类型。有关欧洲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圣战分子”来自社会底层，社会经济地位都比较低。在中亚地区，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多数激进极端分子的社会地位同样较低。作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贫穷、失业，以及本国和西方国家对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不公正感，共同促成了哈萨克斯坦暴力极端主义的产生。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地位低并不足以促使一个人成为暴力极端分子，人们感知到的不公正待遇才是促使他们激进化的原因。进而言之，人们所感受到的不公正往往与执法机构针对宗教人士的行动有关。对宗教人士的起诉和他们感受到的不公正，反过来又导致了针对警察的暴力。

因此，在哈萨克斯坦执法机构尤其是警察经常成为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这一特征的其他成因还包括青年人犯罪经历的影响，以及警察和整个国家都被与“不公正”联系在一起。警察队伍的专业性较差、腐败丑闻、司法不公正等导致民众对执法机构的信任度总体不高。

（三）有利的环境和支持结构

促成暴力极端主义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利的环境或支持结构，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监狱或外国恐怖分子训练营等现实的或虚拟的环境。正是这些环境为激进化的个人提供了观念和物质上的支持，从而反过来加深了他们对激进环境的承诺。就哈萨克斯坦犯罪亚文化而言，灰色经济和互联网是暴力极端主义出现的支持结构。

1.犯罪亚文化

在哈萨克斯坦，众多对执法机构使用暴力的年轻宗教极端分子都曾有过犯罪经历。政府当局亦正式承认宗教极端分子正在与犯罪集团勾结，犯罪亚文化正导致年轻人参与到反对国家的暴力极端主义之中。这种犯罪亚文化是在前苏联蓬勃发展的“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又称地下经济，指国家无法实行税收管理与监控的经济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市、郊区和新的贫困社区是非法贸易和非法活动猖獗的地方，也是激进的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传播之处。

2.灰色经济，网络与互联网

犯罪经历、贫困和低教育水平减少了年轻人获得好工作的机会。众多被定罪的人要么失业，要么在市场和市集等经济灰色地带工作。由于国家控制能力薄弱，市集和市场成为了包括萨拉菲主义在内的激进思想传播的场所。这些场所不仅提供了与其他“志同道合”群体社交的机会，并通过有意义的关系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个人还可能会受到同辈压力和群体思维的影响，这使他们更难退出群体，从而更容易诉诸暴力。人际网络为极端主义信仰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即普通人和激进分子之间预先存在的亲缘与友谊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极端主义信仰的传播。市场和集市也成为宗教资料的分发场所，因此这些地方也成为萨拉菲主义激进思想传播的场所。这也是哈萨克斯坦与欧洲环境的重要区别之一。因为在欧洲，激进化主要发生在被排斥的穆斯林社区、大学或监狱。此外，在哈萨克斯坦，有犯罪经历的青年还通过网站上的视频接受激进极端主义。

总之，犯罪经历、贫穷和互联网上的圣战宣传为哈萨克斯坦年轻人的激进化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六、欧洲与哈萨克斯坦的“圣战分子”

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欧洲和中亚地区极端分子的共同特征之一，两个地区都是孕育极端主义思想的沃土。开放社会提供的行动自由，以及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社区为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繁荣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条件。萨拉菲主义随着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来到欧洲，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社区中流行起来。研究表明，虽然许多欧洲圣战者是“土生土长”的，但最近的难民危机也促进了萨拉菲思想在来自北非和中东国家的“新移民”中传播。在中亚，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很快被包括萨拉菲主义在内的宗教思想所填补。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教为年轻人提供了另一种身份和群体归属感。

社会排斥、歧视和身份危机感也促使年轻男性接受萨拉菲主义并加入“圣战”组织。但对欧洲各国青年穆斯林的激进化研究结果却存在差异。例如，缺乏社会经济融合和歧视并非意大利本土“圣战者”激进化的主要原因，而在法国却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差异是各种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个人因素等背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亚，人们传统上皈依伊斯兰教。那些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年轻男性更有可能诉诸暴力。通常情况下，不公正和被排斥的感觉是由国家对那些奉行伊斯兰教基本观点者的压制政策所导致的。因此，采取反萨拉菲主义政策的国家导致了社会沿着宗教路线的分裂。宗教人士感到被羞辱和沮丧，随之变得激进甚至诉诸暴力。

中亚和欧洲“圣战分子”的另一个相似点在于，极端分子多来自社会经济阶层的较低层，且受教育程度大多不高。不过，欧洲“圣战分子”也有一小部分具有上流社会背景和大专或大学学位。同时，社会关系也在两地的“圣战”组织招募过程和极端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欧洲不同的是，市场等非正式经济部门已成为圣战萨拉菲主义在哈萨克斯坦传播的肥沃土壤。

此外，犯罪背景也是欧洲和哈萨克斯坦“圣战分子”的共同特征，近25%的欧洲“圣战分子”有犯罪记录。不同之处在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暴力主要针对执法机构和警察，欧洲的极端主义暴力活动则主要发生在地铁等公共场所。

七、结论

尽管国家恐怖主义和犯罪恐怖主义的关联是解释哈萨克斯坦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有用框架，但其忽略了在这些基础上发生的其他重要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该国的暴力极端主义是包括犯罪亚文化、不满、圣战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和互联网宣传等在内的推、拉动因素和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有证据表明，被定罪的极端分子都是在生活中经历过贫困和苦难的年轻人，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关键在于这种劣势地位还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边缘化，最终结果是被迫去往集市和市场等灰色地带谋生，正是在灰色地带的工作中他们得以接触萨拉菲主义网络。萨拉菲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为这些青年提供新的身份认同、社会正义、团结和支持的重要替代性意识形态。这些青年的犯罪亚文化也为激进思想的内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通过互联网接受宗教宣传和激进思想也助长了哈萨克斯坦的暴力极端主义。

上述导致哈萨克斯坦极端主义的推、拉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类似。但两者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区别。首先，激进思想传播场合不同。欧洲激进化思想主要在监狱和大学传播，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极端主义思想则在国家影响力薄弱的灰色地带传播。其次，袭击地点不同。欧洲国家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哈萨克斯坦的暴力事件则经常针对执法机构。再次，暴力极端分子来源与背景不同。哈萨克斯坦的暴力极端分子多是土生土长的，而在欧洲的诸多极端分子是移民的后代或随着新移民潮而来。这些差异意味着需要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和政策来制止欧洲与中亚的暴力极端主义。

尽管哈萨克斯坦当局确实认识到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但当局试图将其溯源和归因于外部而非国内，这也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政策制定。但实际上，政治家和决策者应该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影响因素，以有效打击哈萨克斯坦的暴力极端主义。

【编译者简介】

朱源，4001百老汇官方网站2021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曾任校国旗护卫队护旗手，学生军训教官。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4001百老汇官方网站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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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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